今生，我註定是一個漂泊者。還在繈褓時代，父母就把我從老家福州帶到閩中山城三明，我在那裏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到了31歲那年秋天，我移居香港。又過了30年，到了花甲之年，我再一次讓生命去流浪，漂洋過海旅居美國加州矽谷。
我的命途多舛，做過十幾種職業：小皮匠、泥水小工、鐵路護工、五金工人、教師、送貨員、清潔工、記者、編輯和商人等等。身份多變，唯獨不變的是“爬格子”的積習。在內地時我是文藝青年，後來到了香港成了香港作家，如今跑到美國又變成了旅美作家。
驀然想起南宋詞人蔣捷的一首《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少年的放蕩，中年的顛簸，晚景的孤寂，這大抵是世俗人生的寫照，我自不能脫俗。如今“鬢已星星”的我，在此我想與讀者諸君分享一下我讀書與寫作的一些趣事甚或糗事。
上小學時，我是一個頑皮的學生，總是徘徊在留級的邊緣，渾渾噩噩地混到五年級。那年突然調來一位姓張的語文老師，第一次在他手上作文，得了個5分減（當時計分5分是滿分）。拿到課堂上又是朗讀又是點評，很多句子下面“吃”了連串紅圈，還貼在壁報上讓同學觀摩。這下子可不得了，我走路覺得腳底生風飄飄然起來，突然發現自己原來是一個“潛伏”的天才。誰曾想到，小學老師一次小小的激勵，竟影響了我的一生。從此我愛上了語文，愛上了讀書，做起不醒的作家夢。
學生時代，我可謂嗜書如命。星期天、寒暑假，我都會到小縣城的新華書店“打書釘、揩書油”。即是捧著書、靜靜地站在一個角落，只看不買，因為根本就沒錢買。就這樣我“打書釘”讀完了四大名著、魯迅全集、巴金的《家》丶《春》、《秋》還接觸了不少外國作家的作品，特別是俄國作家如契訶夫、屠格湼夫、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等……。那年頭西方作家的作品很少被翻譯介紹進來，印象最深的只寥寥幾本《唐·吉訶德》、《牛虻》、《血與沙》、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和一些童話。那時小城的店員相當和氣，她知道你打書釘、揩書油，但只要你守規矩，不把書弄皺搞折，她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你的存在。而最讓我著迷的當屬私人借閱的《三俠五義》、《封神榜》、《說唐演義》等劍俠神怪的話本小說。
有一次還發生了一段書店奇緣。那天書店來了一個白須老者，他豪氣干雲地花五百多元買了一匣線裝書，把我眼睛的視線都拉“直”了。須知，當年月工資普遍30多元，500元就是一年不吃不喝才能攢下。為了買書一甩一年多的積蓄，怎不令人咂舌。於是，在他拎了書走出店門時，我就被他“牽著”走了。老者走到榕樹下的碼頭，接著上了渡船，我也跟了上去。到了對岸，我不遠不近地跟隨著，走啊走啊，走了七、八裡路還沒到。我心裡嘀咕“老人的家住得好遠啊!”老者似乎發現有人盯梢，特意在路邊坐下小憩。我也在離他十幾步遠的地方蹲下。兩人默然對峙許久，太陽漸漸西斜。
老者憋不住開腔了，“喂!你什麼意思老跟著我啊?“我說“我想向您借書看。”他說“我的書，不適合你看。”我說“什麼書我都愛看！”他招手讓我過去，拿出剛買的書，說“這書你也愛看?”我一看那一遝書是《金匱玉函要略》，問道，“這是什麼書?”老者說“看病的，中醫藥書。”我問“你是中醫師?”老者說“正是。"
我朝他鞠了個躬，說聲“對不起！”轉身撒腿就跑，我要在天黑之前趕到渡口，要不渡船停航，我可要在岸邊呆到天亮了。
上中學時我有一個外號叫“老夫子”。總看見我捧著本書，課息時間走也看站也看，閑著沒事膈肢窩底下也總夾著本厚厚的書。有一次，我走到那裡，同學們都快閃。我捉住一位“死黨”問道：”為什麼避開我?”他答道：“臭。”
臭？怎麼會呢？我這才想起膈肢窩底下夾著的這本《唐五代詞選》。前幾天如廁時，曾不小心掉進茅坑，粘了些屎。我趕忙拿去清洗，然後放在太陽下曬，還偷了母親的花露水灑在上面。經過一番處理，我聞起來一點都不臭，他們未免大驚小怪。
我念初中二年級14歲那年，在《三明日報》發表了第一篇文章，當時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叫“巴童”，抵港後改為“巴桐”。這個筆名曾招來不少疑問，有的說“你取這個巴字，是否想當巴金第二？”也有的詰問“巴山夜雨漲秋池，巴山蜀水，你是四川人嗎?”我不得不多次解釋說明：“此巴不是彼巴，這是鄉巴佬的巴！巴童就是鄉巴佬的孩子。”到了香港年過而立，覺得“童”不下去了，希望自己成長起來，有所作為有所長進，能像梧桐樹一樣長得又高又直，於是取了個諧音，改為“巴桐”。
但“巴桐”這名號也鬧出不少尷尬。到了知天命之年，有人為了表示一下“尊重”簡稱我為“老巴”。而老巴與老爸同音，試想一下，在某一個場合，一群男女圍著我猛叫老爸，老爸聲聲，此起彼落，焉能不引起旁人的錯愕和側目？
高中時，我曾贏得一個寶貴的讀書機會。我生活的山城很小，這裡流傳一首民謠，唱道“小小三元縣，三家豆腐店，城裡磨豆腐，城外聽得見。”山城雖小，卻有一個藏書頗豐的圖書館。圖書館設在鬧市一隅的一座破舊祠堂裡，它有一個內庫，收藏十幾萬冊從上海搜購的舊圖書，如四庫藏書、民國時期出版的書籍等等。還有不少線裝書，有的還是絕版孤本。圖書管理員是一位中年婦女，莆田人，與我友善。她特喜歡我寫的鋼筆字。有一天，她問我“你願意幫我抄寫書的目錄卡嗎?”我喜出望外，嚷道“願意!”這樣我便獲得進入內庫的特權。
中學時代的寒暑假我幾乎都在內庫度過。早上開館時，她把我放進內庫，然後鎖上再掛一塊“內庫重地，閒人勿進”的牌子。到了下午下班時，她再把我放出來。
內庫裡的書堆積成山，由於人手不足，來不及造冊上架，都堆放散落在地上。為了防潮防蠹，還撒了許多石灰，氣味嗆鼻。但我根本不當一回事，如牛入園圃，蝶舞花叢，抄一陣卡，讀一陣書。躺在書堆，枕書而臥，“亂啃亂嚼”，任我捧讀，飽覽群書，其樂無窮。
但也有遭罪的時候。有一天，女管理員家裡突然有急事，提早閉館趕回去，慌亂中忘了給我開門。我被鎖在內庫喂了一宿蚊子，眼睛被石灰嗆得淚水直流。第二天她把我放出來時，我一臉紅斑，滿眼血絲!形同麻瘋病人。女管理員嚇壞了，連忙送我上醫院，看過醫生然後送我回家，連連向我母親解釋道歉。因這件事我失去了進入內庫的特權，而此時我已高中畢業，接著高考名落孫山，走向社會，忙於生計，為口奔馳，也少有讀書的閒暇了。
我中學時的一段經歷，成了我一生的痛，雖然如今我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但每次憶及，心頭都不免一陣顫栗、一陣絞痛，直想嘔吐。一個只有1米5高的矮小婦人就浮現在眼前，她就是我就讀的山城中學的領導劉老太。
我永遠記得文革前夕，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樣去上學，剛踏進校門就被叫到辦公室。劉老太鐵青著臉杵在門口，見了我劈頭喝問道：“說！你們有多少人？有多少槍枝彈藥？”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問道：“什麼槍枝彈藥？你說什麼我不懂！”劉老太“啪”地一掌拍在桌上，震翻了桌上的一杯水，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你不要再演戲了！老實交代吧！”說完她“嘭”地甩門走了。早就等在門口的班幹部“押送”著我到教室，剛到教室門口，全班同學舉起森林般的手，握拳高呼：從寬、抗拒、打倒……我的腦袋嗡嗡作響，糨成一桶漿糊，根本聽不清他們喊什麼。然後是兩個我最要好的同學，開始揭發檢舉，他們聲嘶力竭地控訴我的種種劣行和對他們的毒害。一個姓戈的說，我從家裡偷米和衣服給他，是想腐蝕他，拉他下水。另一姓陳的說，我到他家安慰他不要去死，目的是想跟他訂立攻守同盟。
我是有好幾次偷家裡的東西給姓戈的，因為他家實在太窮。我是有去姓陳的家裡，陪著他哭勸他別死，是因為朋友一場死了太可惜！於是乎，姓陳的落井，拉了我墊背；姓戈的為爬上去，拉了我墊腳。誰叫我是他們的好朋友呢？
一夜之間我變成了反革命，當即革除了我學生會和校刋主編的職務。批鬥會後，我首先想到我的父母，擔心他們受到牽連，害了他們。我立即想到死，只有一死才能解脫，一了百了。於是，一放學我就狂奔到河邊，跑到浮橋上，那時正好發大水，橋下濁流滾滾，我想都沒想，一頭就紮進河裡。可是我是水蜉蝣，被洪水一嗆，三扒兩撥就遊回了岸邊。跳河不死，我不肯甘休，想到化學課上講到劇毒氰化鉀，一丁點就足以斃命。於是潛入化學實驗室，伺機偷取氰化鉀。實驗室老師見我鬼鬼祟祟，立即將我驅逐出去。跳河不死偷毒不成，上吊跳樓又怕痛，終因缺乏勇氣，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但令我驚詫的是，反革命案突然中止了，煙消雲散，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十年之後文革結束，謎底才揭開。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先說我躲過一關，但厄運並未離我而去。校方選定我為“社教四清”運動的活靶，此後對我批判的火力聚焦“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和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這次似乎鐵證如山，校方收繳了我的長篇小說書稿。
事緣，高中一年級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動手寫一部長篇小說，當時幾乎陷入走火入魔的狀態。夏天，每天放學後我搬了板凳坐在院子裡寫我的小說。山城酷熱，蚊蚋成群，我汗流浹背，一面拍打蚊子，一面奮筆疾書。冬天，山城奇冷，手指生凍瘡仍搦管不輟。就這樣吭哧吭哧地寫了近三年，正反兩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四十多本拍紙薄，臨高中畢業終於“大功告成”。我給自己的“大作”取名為《春陽秋草》，春陽寓正面事物，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秋草寓敵人，如秋天落葉枯草，一天天爛下去。寫出後，我惴惴不安地捧著書稿，送給山城文化館搞文藝創作、當地“大文人”谷風看。谷風在文化館閣樓上汗流浹背地讀我的書稿，我連著幾天都去躲在樓梯口偷瞄，緊張得心都快跳出胸口。一個星期後，谷風找到我把書稿還給我，並對我說，“書寫得很好，可以寄去出版社試試，祝你成功！”谷風的讚賞，令我高興得忘乎所以。
這部書稿除了谷風之外，只給肝膽兄弟戈同學看過，他在批鬥會上揭發了此事。一輪狂風驟雨的批鬥之後，我被撂在一邊，不聞不問，任由我自生自滅。這樣混到畢業，據說我的語文老師苦苦為我說項，校方居然讓我畢業。我有幸參加了最後一屆高考，但不幸的是，校方在學生鑒定、高考報名表的學校意見欄上填寫了一句：建議該學生不予錄取。一劍封喉，關閉了我所有升上大學之門。註定了我坎坷顛沛的一生。高考前夕校方突然發還書稿，我含淚焚稿，一頁頁撕下，投入爐灶燒了。
事隔十年之後，文革結束了，我才知道我是被這個陳同學連累，我竟一直蒙在鼓裡。如果我那天沒去他家，如果我沒勸他別去死，也許我的命運會改寫。但現實沒有如果也沒有也許。現實的人生遠比虛構的小說還要曲折離奇。在此我只能扼要敘之——。
話說綽號“二流子”的陳同學結交了一個社會上的朋友，他們都是山城射擊隊成員，為了打獵時常偷點小口徑步槍子彈。那個社會青年無業，常到陳家蹭飯。有一天他趁陳走開，用他家紅燈收音機偷聽了敵臺，說如果大陸義士需要援助可寫信到香港某某地方聯繫，便可獲得經費。廢青聽了暗自竊喜，回去後編造了他是什麼救國軍司令，手下有幾十號人，亟需要金錢，快快聯絡他，云云。回信地址他耍了個小聰明：山城郵局留交。一個月後他發現那封信被退了回來，插在郵局的留交布褡上。經常有人去抽起來看，信封的邊角很快磨損了，廢青怕得要命天天去看。觀察了一個禮拜，他沒發現周遭有何異樣，裝作若無其事取了信施施然走出，埋伏在門口的公安偵查員一擁而上，把他逮個正著。於是他就供出了姓陳的，和紅燈收音機，小口徑步槍子彈，等等。於是姓陳的就理所當然是救國軍的成員，我該死會跑去安慰他，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幾十名匪徒之一。當年這案突然中止的原因，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廢青抓進去後，立即一五一十，連屎帶尿召供得乾乾淨淨。公安判定整個件事是他一個人唱的獨角戲。於是故事鏈斷了，劉老太也無法再往下編。
高考落榜後，我到一家皮鞋廠當學徒，文化大革命中，我決心弄清真相。有一天，我特地戴上紅袖章，直闖山城中學去找劉老太討個說法。平時威風凜凜的她，見了我臉色刷地變得灰白。我怒衝衝地說：“你告訴我槍枝彈藥是怎麼回事？”她哆哆嗦嗦地說：“沒事沒事，是一種誤會，誤會！”我又說：“你說我是反動學生，你必須給我平反。”劉老太打著哭腔說：“你看我，我現在是被打倒的走資派，天天掃地洗廁所，我哪有權利替你平反。”看到她1米5的個子，瘦成一張紙片，可憐兮兮的樣子。心想，算了別逼她了，逼也沒用，扭頭兀自悻悻地走了。
恢復高考時，我已三十一歲，在山城中學當臨時教師，為了謀一份固定的飯碗，非得做一次範進不可。而其時因我已結婚，並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又因臨時工不能帶薪上學，為了生存只能選本地學校，而本地選無可選，華山只有一條路，三個自願都填報了當地一家師範大專班。
那天，我正埋頭答卷，突然有一顆灰白的腦袋伸到我的卷面上，檔住了我的視線。我抬頭一看，瞥見那個1米5的老太太，原來是監考官劉老太。她朝我點了點頭，我驚詫地發現她眼裡含著淚光，我不知道她因何而哭，是對我憐憫？還是對自己懺悔？
踏入社會後，我居無定所，工無正職。到了恢復高考，與自己的學生同赴考場，如範進中舉般考入三明師範學院，做了“回鍋肉”、老童生。頗感意外的是，同班同學中而立之年的我還不算最老，最大年齡的已四十出頭，已擔任鄉鎮中學的校長了，但為了一紙文憑、一份正職，爭當範進，老少同窗，最高年齡差近三十歲，可謂三代同堂。聯想至此，內心湧上一陣酸楚，不禁淚下。
1979年秋，我帶著滿身的傷痕，離開了交織著歡笑與淚水的山城，從內地移居到香港。踏入80年代，神州大地湧起改革開放大潮，那時港客腋下夾個皮包就成了港商。我身邊許多“綠印客”紛紛下海，回內地經商，撈得風生水起。我卻死抱筆桿子不放，繼續著爬格子的生涯。結果不少朋友、熟人都發達了，團團作富翁狀，我卻依然兩頰凹陷、面有菜色。不過我仍不悔，因為從文是我的選擇，自己選擇的路，跪著也要把它走完。
1984年冬，作協福建分會與《台港文學選刊》在深圳召開閩籍旅港作家座談會，這可謂開創了內地與香港文學交流的先河。一晃30年過去了，記憶猶新。那次座談會上，見到了來自家鄉的心儀已久的作家：郭風、張賢華、舒婷、苖風浦、季仲、蔡海濱、楊際嵐等，倍感親切。當年的照片留在相冊，如今郭老、苖風浦、蔡海濱已經作古，毎每憶及，悵然不已！我還曾應邀擔任過選刊的特約記者，至今那本藍色塑膠套的記者證，仍珍藏在我的書櫃中。
1985年2月，我參加深港作家新春座談會。會上作了題為《處在轉變時期的香港文學》的發言，後來深圳特區報整理後刊發出來。我在那篇談話中，闡述了一些觀點，提出面臨“九七回歸”的歷史轉折，香港文學將何去何從的詰問，認為香港文學的風貌必將因之產生迥然的變化。香港素來被詬病為“文化沙漠”，其實香港並非沒有文學，只是充斥了“俗文學”，諸如坊間大量的鬼古、色情和武俠小說，漠視現實，注重“票房”，片面追求感觀刺激……“九七”將帶來巨大衝擊，港人感受到社會轉型的切膚之痛，再不能對國內的變化抱持事不關己，隔岸觀火的態度，而這種轉變必將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從而加重了文學作品的現實感和政治意識，……不料談話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數位香港“本土”作家對我的談話觀點嗤之以鼻，一連發表十幾篇文章大加撻伐。我被詈罵為“揮舞大棒的文棍”、“鼻樑上畫了豆腐塊的文醜”等等。我也發表了幾篇文章回應。這樣一來被內地一些香港文學研究者定義為“關於九七回歸香港文學的一場論爭”。
其實，夠不上“論爭”，因為我幾乎是孤軍作戰，曾感歎“兩間餘一卒，荷㦸獨彷徨”。後來，我把這種觀點融入創作實踐中，寫出了短篇小說《霧》。《人民日報》還為此發了一條消息，稱這個短篇“生動細膩地反映了面臨九七回歸，香港人的心理心態和社會現實”。短篇小說《霧》曾獲得《福建文學》佳作獎,入選全國《一九八五年短篇小說選》。壞事變好事，一場爭論、一個短篇，竟令我在香港文壇“嶄露頭角”，知情的一些作家朋友至今提及當年事仍調侃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1988年我的報告文學《中國大團圓前奏曲------海峽探親潮紀實 》獲得《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二等獎，這篇文章最先發表在《福建文學》上，並由《福建文學》選送。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活動是建國以來中國文壇最大規模的文學評獎活動，由全國108家文學雜誌聯合舉辦、評選出一、二、三等共100名的獲獎者，我是唯一一位港澳及海外獲獎者。這篇報告文學被選入全國《 1988年報告文學選》,100篇得獎作品中只有6篇入選，確實暗自高興了好一陣子。我曾出席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頒獎禮，頒獎晚會上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洶湧澎湃的改革開放思潮，十分震撼。後來《人民日報》記者戴露在一篇報導中寫道“本來就文弱的巴桐先生，在高高的看臺上顯得更加瘦小。他對舞臺上的演唱產生強烈共鳴，不能自已，淚流滿面……”。
1989至1993年我在香港華潤集團旗下的《香港市場》周刋任主編。平時除看稿、改稿、簽發稿之外，還負責每期刋首幾百字的編者的話以及一個《市場隨筆》。內容是漫談市場的行銷策略，商業談判技巧及廣告策劃等，以輕鬆的散文筆調寫經濟小品文，講求知識性和趣味性。每篇1500字左右，如果文章長就分兩三期連載。三年後積累的市場隨筆竟有10幾萬字。其時正值國內對海外市場資訊“求知若渴”，經朋友介紹與北京改革出版社一拍即合，不到半年以《征戰商場》為名的市場隨筆集就面世了。
由於主編《香港市場》和出版《征戰商場》這本書，使我也經歷了兩段“奇遇”。一段是與鄭州亞細亞商場的結緣，另一段是在深圳被陌生人“尋仇”。一天，在報上偶然看到亞細亞商場尋求海內外合作者的廣告，我貿然寫了一封毛遂自薦的信去，不料幾天後接到商場總經理王遂舟約見。我們在深圳一家小飯店見了面，一間包廂，三個人，一瓶貴州醇，我們天南海北胡侃。他是一個“懵懂”的下海弄潮的政工幹部，我是一個徘徊商海岸邊觀浪的“秀才”。他多數時間靜靜地聽，不大插嘴，忙著替我倒茶夾菜斟酒。這天晚上，幾杯酒落肚，我神思湍飛，說：“亞細亞要辦成集商場、部隊、學校三位一體，並要吃喝玩樂一條龍。”向他建議一條廣告詞：“星期天哪裡去？——鄭州亞細亞”，後來又演變成“中原之行哪裡去？——鄭州亞細亞”。王遂舟聽了，並未當場表態，用與不用不置可否。想不到，他回去後坐起立行馬上出資上千萬元，在中央電視臺投放這句廣告詞，而且一播整整播了一年。我的“三位一體”、“一條龍”的闊論也付諸實施，從而掀起轟動全國的鄭州商戰，造就了亞細亞神話。創造了鄭州乃至全國商業的一段輝煌歷史。我曾三上鄭州幫他出謀劃策，他送給我一枚金戒指，我回他一條金項鍊，那枚戒指是王遂舟給我的唯一酬謝。那時我們視為知交，惺惺相惜，不談功利。亞細亞成立30周年時，大河財經報寫道：“（當年）三十而立的他鮮衣怒馬，縱情馳騁，帶領著“野太陽”亞細亞一飛沖天，用最絢麗的燃燒璀璨了中國商業的整個天空。至今，這光芒依然耀眼，久久不散。”也許沒有人想到，最初點燃亞細亞這顆野太陽星星之火的，竟是香港的一個“窮秀才”！
題外話是：1996亞細亞神話破滅，王遂舟辭去總經理，此後並經兩次中風，他走過鬼門關，到了重新站起來，走進人們的視線已是22年後。2018年王遂舟在“第六屆中國企業家發展年會”上，榮獲“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卓越人物”獎。他現任擁有30家連鎖院所的上海和佑養老集團董事長。
另一段“尋仇”奇遇，發生在深圳。那年夏天，散文詩泰斗柯藍在深圳舉辦一個活動，我應邀參加。會場設在一家酒店內，主持人介紹來賓叫到我時我起身鞠躬。剛坐下有人走到我面前，俯身湊近耳邊問道：“你是巴桐先生嗎？”我答是，他說請到外面一下。燈光微弱，未看清面孔。我跟他走到門外。這時才看清是一個圓臉壯實的陌生漢子。不等我開口，他就大聲嚷道“巴先生，我被你害死了！”他漲紅了臉，瞪大眼睛，顯然情緒亢奮。我下意識地向後退到牆邊，強作鎮定地說：“你是誰？對不起，我不認識你！”說著就要轉身開門返回會場。“等一等，巴先生，我是來感謝您的。”我懵了，他拉著我手說了一段他的經歷：原來，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武漢市政府一個部門任職，這是人人羡慕的鐵飯碗。不料，這鐵飯碗被我的一本書摔破了。一天，他買了我的《征戰商場》這本書，看得十分入迷，感到為他開啟了一扇重新認識外部世界的窗戶，覺得商海多姿多采、十分有趣，是他施展才智的好地方。於是，他毅然決然辭職下海南下深圳。結果，到處碰壁，最慘的時候身無分文，流落街頭，形同乞丐，未婚妻也離他而去……說到傷心處，眼泛淚光，聲音哽咽。我正想安慰他幾句，他卻高聲說，“現在好了，三年過去了，我開了自己的公司。”“哦哦，是嗎？那好那好，”我如釋重負，問道：“公司做什麼，有多大？”答：“做外貿的，公司不大才20多個人。”好，好，我連聲叫好。他又說：“巴先生，您的《征戰商場》這本書仍然放在我的床鋪頭，我不時翻閱重溫！”他突然緊緊握著我的手說：“巴老師，真的非常感謝您！我能請您吃一歺飯嗎？”我說：“不謝不謝！寫書之人如下蛋之雞，你吃了雞蛋會去感謝母雞嗎？”說罷，我推門進入會場，跟他就此別過。
我對各種文學門類都感興趣，多有涉足。我曾寫過一部電影劇本《東瀛遊俠 》，由《少林寺》導演張鑫炎執導，于榮光、楊麗菁主演。我還寫過不少文藝評論和曲藝習作，因此可謂是一個“半桶水晃蕩”的文藝雜家。
20多年前我與張詩劍等人創辦了龍香文學社和《香港文學報》，如今龍香社已發展成為香港文學促進協會，會員近200人，是香港活躍的文學團體，為內地與香港及海外的文學交流做出了矚目的貢獻。
我雖然出了一些書，但反響未見熱烈，洛陽亦無紙貴。反而我在香港出的兩本非文學類的書，卻出過大新聞，鬧出不小動靜。
2005年秋，某日，我在九龍麗晶酒店參加首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徵文獎》頒獎禮。突然接到陶然電話，他說“巴老桐，你上蘋果日報頭條了!”
我內心一震，問道，“什麼事?”
他說，“你自己去買一份報紙看看吧。”
我急忙跑出街，在附近報攤買了一份報紙，赫然瞥見我寫的《香港富豪奇人奇事》一書的封面印在頭版，“巴桐著”三個字特別醒目。急閱，方知原委。報導說，昨天警方搗破一個刧匪巢穴。匪巢十分簡陋髒亂，地上鋪著一張席夢思，床頭幾支空啤酒瓶和散落的花生殼和餅乾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床頭還找到一本名為《香港富豪奇人奇事》的書，這是一部搜集本港富豪發跡及生活軼事獵奇性的書，引起了警方的關注。警方在偵訊中問刧匪為什麼要看這本書。刧匪說”因為對富豪的生活感到新鮮、好奇。”警方認為，不排除有人想通過這本書物色下一個作案的目標。嗚乎!我這是躺著也中槍了。
另一本書叫《世界狂人》（署名鄭楓），也鬧出新聞。這本書寫了地球上最兇狠危險的十幾個狂人。書中我給本•拉登安了個綽號叫“恐怖大亨”。9•11之前這本書滯銷，出版商血本無歸叫苦連天。9•11後，這本書突然變成搶手貨，庫存一掃而光，出版商還連夜加印。《一週刊》以《籮底橙熱銷》為題報導了這件事，熱銷的原因是，該書準確地預測了五角大樓被炸云云，其實是瞎貓碰到死老鼠，卻幫拖出版商無端端發了一筆橫財。
這兩本書都是根據資料編寫的，不算文學也不算創作。但卻算是我爬格子生涯中的異數，在此補記一筆。
迄今為止我已筆耕五十餘載，已出版20多種作品，包括散文、小說、影視劇本，各類作品多次獲得全國性獎項，散文和小說多篇被內地高中選為語文試題，不少作品被選入各種典籍。我曾擔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文學報》副總編輯等。被聘為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兼職教授及三明學院兼職教授。
2006年我旅居美國，這下我這個作家真正成了“坐家”。與許多綠卡老人一樣，我也是因兒女羈旅美國。我的一位摯友說我到了美國是“五子登科”：不識英語是為啞子，不會開車是為跛子，聽不懂是為聾子，看不懂是為瞎子，呆在家裡是為傻子。
我在矽谷的生活是孤寂的，正如我在散文《人在矽谷》（見刊於《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寫道：“倘若要我用一個字形容我在矽谷的生活感受，我會用一個‘悶’字來概括。由於不諳英語和不會駕車，我很少出門。白天上班上學的都走了，平時我從超市回來,就呆在家裡。老伴忙家務，我則常坐在客廳的落地窗前，打開電腦作網遊,或把卷展讀，倦瞭望向窗外的後花園……我結識了兩位朋友：一隻灰毛松鼠和一隻穿黑禮服的烏鴉。它們不時來訪，令我開懷。”
因為百無聊賴，我對窗外的松鼠和烏鴉作了細緻而微的觀察：“那只灰毛松鼠來了,喜歡坐在窗子對面的木柵欄的橫檁上，手裡捧著不知什麼落花野果，好整以暇，優哉游哉地邊吃邊用綠豆似的眼睛看著我。就像我小時候端著飯碗坐在榕樹下，邊吃邊看著路人一樣……。
那只烏鴉就更加大膽，它飛來,下到花園草圃啄食草籽，然後在上面踱步。它走起來，肩膀一高一低，像極我上大學時一位腿腳不大靈便的老教授模樣。”
終於耐不住寂寞和鄉愁。2007年我辦了為期兩年的回美證，隻身返國，寄寓廣東惠陽淡水我的忘年交朱瑞生處，他收留了我漂泊的足跡。朱先生可謂我命中的貴人，他為人豪爽俠義，待我亦師亦友，如兄如父，對我的情誼非筆墨所能盡數。值得一提的是，淡水不僅成為我人生一大驛站，而且為我提供了一個文學活動的平臺。通過朱先生的引薦我結識了惠州各界許多朋友，而最為令我感動的是，淡水的一幫朋友都以朱先生“馬首是瞻”，尊我為師，對我恭敬有加。朱先生還為我盛情接待了眾多文學界友人。他曾熱心地在惠陽朱家寨為香港文學促進會籌辦過大型聯誼活動。著名詩人、作家、學者諸如劉再複、吉狄馬加、鄭愁予、張銘清、陶然、張詩劍、陳娟、古松、曉籟、吳烈修、林雨純等都曾作客朱家寨。十多年來，每年我都會偕老妻返國一行，到淡水住上兩三個月，我自詡是“半個淡水人”矣。
不知不覺間，我在美國已生活了14年。這麼多年似乎仍未能完全適應，對美國的心態一直很矛盾很糾結，可以說美國是一個我每天都想離開，卻一直沒能離開，有機會離開又放棄離開，繼續想著離開的地方……如果我有幸活到90歲，那麼我的生命旅程頗為有趣：30年國內，30年香港，30年美國，上天冥冥中“把汝裁為三截”了。
矽谷的生活雖單調且孤獨，但也為我提供了寧靜的寫作環境。這幾年我收穫了三本書：一本是由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短篇小說集《無塵》；另一本是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巴桐煮字2》。還有這本《巴桐文集》，有此收穫，應當說還是可堪告慰的。
金庸祖父曾撰一幅對聯：竹裡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在美國平時除了閱讀和寫作之外，我還重拾荒廢了的畫筆。暇時偶爾發發呆，閉目養神；更多時候是搦管寫字畫畫，藉以怡情遣興。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我睡夢中還默念詩詞，阿滋海默症根本找不到我頭上。十幾年來我臨池不綴，書法和畫技大有長進。記得幾年前，我在深圳重逢著名學者、文學家劉再複老師，我們把臂同游了惠州西湖。他看到我應邀為索字者揮毫弄墨後，寫了幾句話勉勵我：巴桐兄，多年不見，此次相逢，看到你多了幾根白髮，心靈卻生長了。尤其是看到你把才華凝聚於筆端，揮灑自如，成一書法家，真是高興，特於祝賀。如是，我多了一個銜頭，謬稱書法家了。
“世界吻我以痛，我將報之以歌”！我引用這句話作為這篇雜憶的結束語。我始終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明天永遠值得期待！ |
